包括上海市委副书记、市长龚正在内，多名与会代表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。在这些实实在在、满是干货的问答中，我们可以接收到上海传递的信号，看到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面对“十四五”收官之年工作和举措中的“加减乘除”。
最后1个“红包”。今年，国家要铺开全新的“医疗卫生强基工程”，具体怎么“强”呢？一个重点就是要给像是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医院配更好的设备，关键是配更好的大夫。你要是有一些小病小痛，那就用不着出远门了，在“家门口”就能看上了。
二是科创新高地加快建立。上海光源二期、软X射线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成运行，大飞机等硬核科创成果不断涌现，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加速集聚。
近年来，在金融部门重点发力之下，已有更多金融资源流向民营经济。截至2024年末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81.4万亿元。新的课题随之而来：如何确保资金更高效地流向民企最急需的领域？
2月中旬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后，央行等五部门率先召开金融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，要求推动完善融资配套机制，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。
1982年初到美国时，我的两个求学方向就是人工智能(AI)与运筹学(OR)。当时我的导师给我们布置任务，构建一个中医的专家系统，其中包括了专家的信息以及中医诊断的方法。那时，互联网还没有出现，构建这样一个系统只能依靠不断地寻访。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，一些中医的诊断方法对于“量”的定义十分模糊，如出现很多“适量”“少许”等字样。我觉得这可能是经验使然，在专家的脑中，“适量”等词汇应是“量化”的结果，但对于外人而言，是难以捉摸的。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，构造这样一个系统，数据是不够的。但恰恰是遇到了这些问题，使我对“量化”产生了兴趣，从而投身运筹学的研究。
叶荫宇：运筹学对于优化问题所设计的算法，在计算机上的实现，就是“求解器”。西方曾长期主导求解器市场，如欧洲FICO的Xpress(后被美国收购)与美国IBM的Cplex等，都是求解器的代表作品。中国需要使用求解器的企业，因当时国内没有开发商用求解器，故需要购买西方的求解器产品。近年来，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，导致一些国内企业难以再继续使用西方的求解器产品，必须转向“自力更生”。一些企业找到了我和我的学生们，希望我们能够迎着前所未有的困难“顶上去”，开发出中国自己的求解器。我们也的确做到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