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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新社东京5月2日电 题：日本亦乐书院为何可称“旅日学堂之首”？

　　——专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、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

　　中新社记者 朱晨曦

　　书院起始于唐代。日本承袭了中国书院文化，先后创立过百余所书院。

　　清末，随着留学日本的风潮兴起，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立亦乐书院，以接纳中国留学生。亦乐书院为何可称为“旅日学堂之首”？创办者嘉纳治五郎有何教育观？亦乐书院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？近日，中新社“东西问”就此专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、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书院在日本发展有何历史？

　　王敏：书院起始于唐代，是中国古代士人开展藏书、读书、教书、讲书、著书、刻书等各种活动，进行文化积累、研究、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。中国的书院制度传入日本，则是江户时代的事情。江户时期，随着朱子学、阳明学等的影响，日本开始仿照中国创建书院。日本最早建立的有迹可查的书院，可推中江藤树的藤树书院。清末，随着留学日本的风潮兴起，有些书院又作为教育机构起到了接纳中国留学生的作用。如今，古老的书院大都已转型为纪念馆、资料馆，也有的运营出版业，唯有书院的建筑没有发生变化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亦乐书院的创立有何历史背景？

　　王敏：隋唐时期，日本派遣大批遣隋使、遣唐使、留学生、留学僧赴华，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。明治维新以后，中国开始将学习的目光投向日本。甲午战争的失败，让中国意识到，在近代化发展上，日本值得借鉴，且两国情势风俗相近、文字相通，与其远赴欧美，不如就近留学日本，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、文化。

　　1896年，清政府派遣十三名留学生赴日，由此开启了中国青年留学日本的序幕。同年，清政府驻日公使裕庚与日本外相西园寺公望交涉，希望日本接收中国官费派遣的留学生。当时积极响应的是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院校长的嘉纳治五郎。

　　嘉纳治五郎于1896年创立亦乐书院，这是日本最早专门接受中国公派留学生的学校。“亦乐”取自《论语》中的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。由清政府驻横滨领事吕贤笙带领的十三名留学生同年抵达日本后，就在亦乐书院学习数学、外语、地理、历史及理科等诸学。1902年，亦乐书院成为日本官方指定的大学预科学校，并更名为弘文学院，迎来了中国早期的留学先驱鲁迅、黄兴、陈天华、陈独秀、李书城等人。弘文学院的办学目的，一是为清朝近代化培养有为人才，二是帮助留日学生进入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继续深造。之后，为避乾隆帝御讳，亦乐书院再次改名为宏文学院。

　　宏文学院于1909年停课关闭，该学校共接收了七千多名学生。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，致使当年的宏文学院在大火中化为灰烬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亦乐书院的创办者嘉纳治五郎有何教育观？

　　王敏：嘉纳治五郎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，也是第一位出任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的亚洲人。嘉纳治五郎自幼学习四书五经。大学时代，他一边在东京大学学习政治学、哲学等，一边在汉学塾二松学舍(现二松学舍大学)学习汉学。

　　作为教育家，嘉纳治五郎于1893年出任日本最早的国立师范教育机构东京高等教育师范学校校长。嘉纳治五郎以《论语》中的“三达德”(智、仁、勇)为鉴，结合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·洛克(John Locke)和德国教育家约翰·伯恩哈德·巴泽多(Johann Bernhard Basedow)的主张，提出了“智、德、体”三育主义。1916年，嘉纳治五郎发表贯穿自身教育生涯的教育观：“教育之事，天下莫伟焉，一人德育广加万人，一世化育远及百世；教育之事，天下莫乐焉，陶铸英才兼善天下，其身虽亡余薰永存。”可以说，儒家思想和汉学是形成嘉纳治五郎思想和人格的核心，同时贯通他的教育理念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亦乐书院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？

　　王敏：亦乐书院是中国近代留学日本热潮中创办较早、接收留学生人数最多、影响最大的一个特设教育机构。在回顾百年留日学生们的历史时，亦乐书院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，它是留日学生们抵达日本后接触到西方新知识的摇篮之地，造就了辛亥革命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，为近代中国的觉醒填充了不可或缺的新质力量。旅日学堂之首，莫过于亦乐书院(宏文学院)。在此留学的学生们是早期践行东西方文明互鉴的人才，毕业之后投身于中国政界、文化界、教育界等，为推进中国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。(完)

　　受访者简介：

　　王敏，旅日学者。现任法政大学名誉教授、日本周恩来和平研究所所长、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、奈良文化振兴战略委员会委员、中国大阪总领馆公共外交顾问、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顾问、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。主要著作有《宫泽贤治与中国》《周恩来与日本》《禹王和日本人》《周恩来的日本留学》《岚山的周恩来》《穿越日本的“大同”》《汉魂与和魂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