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直到12月31日的时候,我跟查理在讲,我说我们还是要再研究一下到底要怎么做,这个账簿是怎么样的,也许我们还要再看看心理学的书籍,了解一下她为什么要卖这个资产,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买她的公司。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玄机是我们不知道的。但她今天要卖给我们的是六百万的资产,然后每一年可以赚两百万。
问题5:来自旧金山的问题,问沃伦和阿吉特,现在AI的能力越来越高,要阐释也越来越困难。你觉得对于保险业的能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?还有在资本的配置部分,你们要怎么样进行配置?
我父亲在1948年的时候,在选举上面败选了,他是非常忠诚的共和党人,当时有医生的支持想要去改变这个环节。他们非常相信在做的事情,因为医生在帮助病人,在疫情过程医疗人员非常自我牺牲来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,当时成千上万人在死亡,但是依然有人在努力帮助病人。对于医生、工作人员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,但是成本非常高,我们国家的成本跟其他任何国家是不一样的,这是非常大的环节。我们是非常富有的国家,所以可以做的事情是别的国家不能做的。
同时,Carry的父亲原来是在奥马哈,在一个大商场里面开一家保险公司。那个时候还没有Cather这个公司,那个时候我大概只有二十多岁,他说想给伯克希尔工作,之后他便给我们公司开始工作了,然后生了四个孩子,虽然之后离开了这个公司。
如果你现在告诉我必须要去投资,因为我们的钱已经太多了。我想我可以告诉大家,如果你告诉我,我非得每一次都要投资五百亿,每一年都要这么投资,其实这是一个最愚蠢的事情,这并不是我们投资的行为。
我的意思是这样,这当中有好几个不同的方程式,像我们有资本投资等等,这当中的情形是不一样的,要考虑到情形的不同。有的时候忠诚度也是不一样,有些可行有些不可行。如果是可行话,当然你可以开始采取行动。如果不行的话,像伯克希尔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行的话,我以前如果做得不对,我就用我一生其他的时间后悔。
苏长和,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、院长,博士生导师,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政治理论、中国政治和外交、国际组织、全球治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