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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菲特：我现在期待的是查理曾经常常跟我讲到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以前准备进入纺织业，在新英格兰我们买了一家纺织公司，这是大概在七八十年以前。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全世界不断地在进行转变。今天作战的游戏也许还是没有变。所以任何时间，每一次你如果像一开始打棒球的时候挥了棒之后，是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打到全垒打，或者是打高尔夫球的时候，是不是一敲杆就可以一杆进洞，这不是那么有趣的时候，不可能每一次都这样发生的。

　　澳大利亚旅客：我们刚刚去了澳门大赛车博物馆，我的家人给博物馆写信了，很高兴能看到展出的赛车。我仍然很喜欢澳门，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。

　　在越来越多外国人“打卡”中国的同时，不少在中国生活多年的“本土老外”纷纷化身中国文化和科技的宣传大使，热切地向初来乍到的外国游客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、民族文化以及特色美食，让外国人了解中国。

后来我就去公共图书馆里面，有一天我找到了一本关于投资的书，这个叫作19世纪奥马哈公共图书馆，而且在纽约也找到了很多的宝藏，我很喜欢这些书。我不像查理，查理读的书像书海一样。我也很喜欢读书，但是得到的效果真的没有他多，因为我读太多的话可能会崩溃。

同样，澳大利亚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，也都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资本运行机制。探究资本主义的本质，其背后必然存在着特定的驱动力，这种驱动力不仅塑造了各国独特的资本体系形态，也在持续推动着经济模式的演变与发展 ，同时还深刻影响着国家政策制定、企业运营以及民众的经济生活等多个层面 。

因为查理常常告诉我说，大部分的这些钱，在过去五十年当中有很多的想法可以进行投资，如果说你一天有一个想法的话，那么能够听到一些比较友善的中介人士给你的报告，然后再小心地去阅读这些财报信息，最后你会看到一些非常优异的机会。

　　“我们应该与世界其它国家开展贸易，做我们最擅长的事，而他们做他们最擅长的事。”巴菲特认为，世界其它地区越繁荣，就会变得越安全，且各地的繁荣并不会以牺牲美国为代价。

　　万隆会议给当今世界带来哪些启示？为什么今天依然要继承、弘扬和践行万隆精神？日前，“万隆精神与全球南方共同发展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万隆举行，来自中国、印尼、印度、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代表出席。作为主办方代表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就此接受“东西问”专访。